游逸飞：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导读

发布时间：2025-05-11　点此：623次

若不算王子今于2009年出书的《秦汉史——帝国的树立》，中文国际的秦汉史通论已久未更新，学界八成还在运用三十年前林剑鸣的《秦汉史》，乃至连民国初年钱穆的《秦汉史》也常为学者的重要参阅书。故日本讲谈社“我国の前史”多卷本中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的引入，无疑为中文国际的秦汉史通论注入一道活水，也让咱们翘首企盼新的中文秦汉史通论的书写出书。

曩昔日本学者的我国史研究往往具有相对稠密的理论颜色，令中文国际的读者不易把握。但拜日本学界强盛的大众史学写作传统所赐，《始皇帝的遗产》文笔流畅，内容可谓和蔼可亲。尽管我在愉悦阅览的一起，也难免牵挂日本学者精深不流畅的概念考虑。

至少在中文国际里，曩昔的秦汉史通论，或因出书条件的约束、或因重文献而轻图画，所附的文物图版往往少得不幸，前史的确成了“是非”的前史、“文字”的前史。拜讲坛社“我国の前史”规划所赐，《始皇帝的遗产》装备了很多精巧的文物图版，从金缕玉衣到随葬陶俑，从竹木简到画像砖，在在带给读者丰厚的视觉飨宴。本文想进一步着重这些文物图版并非简略的插图、文字的附庸，它们是活生生的史料，带有文献未曾留下的前史消息，有必要和文字相同被细腻解读，方能从中得出新鲜的前史知道。透过《始皇帝的遗产》，读者得以更靠近文物，逐渐走入情境化的前史。

例如《始皇帝的遗产》指出凶暴的蚩尤在汉代是以“军神”形象出现，然后装备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上的蚩尤形象，头与四肢各持戈、剑、弩等五种武器，不只图文互证，画像石更引导读者去留意蚩尤创造“五兵”的传说。

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上的蚩尤

再如书中的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相片，棺中的死者从头到脚摆放着千余枚竹简，如此特别的随葬现象反映这些以法令文书为主体的竹简深受墓主注重。参照《后汉书》里儒生周磐以儒家经典《尚书》随葬之例，睡虎地秦墓好像显现秦汉文法吏开展出自我的身分认同。千枚睡虎地秦简文字上头没有记载的前史现象，一张睡虎地秦墓棺内平面图便可充沛展示。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棺中相片

文物的功用不仅仅弥补文字的前史罢了，作者还测验依据出土文物去从头解说文字的前史。例如他依据西汉阳信公主陪葬坑出土的中空鎏金铜马，估测汉朝使者从大宛带回来的金马或许也是相同的形制。此说虽无法确证，但无疑敞开了一扇窗，不只让读者愈加注重文物，藉此反思原先所知的前史；更引导读者将前史情境化，不再仅仅读到文献外表的“金马”二字，而是能详细琢磨金马的形状、质材及制造方法。

西汉阳信公主陪葬坑出土的中空鎏金铜马

文物仅仅将前史情境化的要害之一，把握将前史情境化的技巧后，仅凭文字，咱们亦可建构出世动活泼的情境化前史，乃至据此评论悬而未决的前史问题，开掘前所未见的前史本相，这便是情境史的含义地点。

作者留意到项羽的叔叔项梁在栎阳有案在身时，透过蕲县狱掾曹咎跟栎阳狱掾司马欣联络，方得以抽身。面临这一前史故事，读者或许会留意到项羽后来封司马欣为塞王，曹咎也当上海春侯、大司马。项氏叔侄明显颇念旧情、知恩图报，与大杀功臣、“不知老父处”的刘邦截然不同。这正是司马迁书写项、刘的意图之一。

但作者并未停留在“善体太史公意”的层次，他进一步指出曹咎与司马欣的联系并非偶尔，在识字率不高的秦汉社会里，“狱掾”不宜不屑一顾，这群具有专业法令常识的“常识分子”，彼此之间或许存在着广泛的人际网络。相较于“细察情面”的传统史家，现代史家更关怀个人怎样组织成集体、巨大的帝国是怎样树立起来的。作者评论此故事背面的遍及性布景，突破了个案的约束，逾越项梁、曹咎、司马欣等个人，进入了社会史的层次，值得咀嚼一再。

本文想从准则史的布景，进一步为狱掾的人际网络弥补证明。依据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法令文书，咱们已知秦至汉初最底层的史职为世袭性官职：只要“史”的儿子能够在十七岁时进入“学室”、成为“史学童”，用三年的时刻学习文字等相关常识，然后通过共同考试，分发为吏。考试成绩优异者，有时机进入郡乃至中央政府担任位置更高的史职。把握这一准则，咱们便可了解为何栎阳与蕲县远距千里，两地的狱掾却能够有所来往。狱掾之间的人际网络，是在整个史职培育、委任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推而广之，先秦以来各个独立的地域社会之所以能凝集成一个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不同区域的人群得以成为帝国操控下的吏民，其原理亦可从各种帝国准则中窥见。准则史与社会史相依互存，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杂乱联系于焉出现。而上述一切前史解说的起点，皆来自于生动且深化地重建前史情境。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标题

秦至汉初的史职准则所树立的前史情境，还有助于处理一个两千年来聚讼纷纭、但本书的大都读者或许会疏忽的问题——刘邦的年岁。《始皇帝的遗产》书末供给了一份前史年表，其间在公元前247年记载了“刘邦出世”。这样的书写体裁，简单让读者误以为刘邦在此年出世是一项前史常识、乃至是定论。其实不然，此说虽有其文献依据（《汉书·高帝纪》师古注引臣瓒曰），但信从者不多，绝非常识或定论。学界较遍及承受的是刘邦出世于公元前256年之说，其依据相同为前期注解（《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

尽管限于编制，本书在此未能详论，但我受其启示，细究刘邦的年岁问题后，不得不敬服作者的洞见，转而支撑刘邦出世于公元前247年之说，为什么呢？

除了早年的故事，刘邦为人熟知的业绩，多见于他成为沛公之后。此刻刘邦已近中年，上述刘邦生年的二说，相差不过十岁，对一个挨近中年的男人来说，并没有明显差异，因而不易论定二说好坏。

但对年轻时的刘邦来说，“十岁”的差异不行谓不大。而上面介绍的秦至汉初的史职准则，又为咱们供给了相对精确且遍及适用的准则社会史布景。今天咱们假如细细调查刘邦早年的业绩，并结合出土文献带给咱们的新知道，其实不难找出要害依据，处理刘邦生年这个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疑难问题。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

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因为《礼记·曲礼》记载“三十曰壮”，曩昔学者往往以为刘邦要到三十岁今后才通过考试，担任泗水亭长。如此一来，能够说刘邦甫登上前史舞台便已年岁不小，于公元前256年出世之说天然与之更为和谐，遂成为干流。

但刘邦“试为吏”的准则，应与上述秦至汉初的史职准则有着亲近相关。十七岁的“史子”在“学室”学满三年，通过考试担任史职时应是十九岁。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叶书》）恰恰记载了墓主“喜”十七岁时“傅”，十九岁时任史，与上述准则十分契合。张家山汉简也存在很多以“十七岁”为规范的法令规定。据此咱们可笃定地说《史记》此处“壮”的详细年岁，应依据秦至汉初的准则与法令了解为“十七岁”，“十七岁”是其时编户齐民的成年规范。《礼记》的“三十曰壮”，即便渊源自周代贵族社会，在秦至汉初也只存于儒家典籍之中，与实际准则的联系并不亲近。因而〈高祖本纪〉的记载有必要了解为刘邦年满十七岁今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泗水亭长。即便刘邦没有在十九岁时就考上，也不该距离太久。如此一来，刘邦成为泗水亭长的年岁至多二十出面，与三十岁的传统说法恰好差了十岁左右，于公元前247年出世之阐明显愈加和谐。

除了成年及任吏年岁，婚龄亦是能够参阅的社会规范。因为刘邦与吕雉成婚的时刻必为秦共同天下之后。若以上述推论为条件，秦共同天下（公元前221年）时，刘邦的年岁为二十七岁。若不久便与未来的岳父吕公相见，就或许在三十岁前后与吕雉完婚。相较之下，公元前256年出世之说导致刘邦必定在三十五岁今后，方与吕雉完婚。归纳上述对刘邦成年及任吏年岁的评论，咱们简直不用考虑刘邦晚婚的或许性。

刘邦年岁大十岁、小十岁，仅仅一个纤细的前史考证，并不影响严重的前史解说，但这个比如颇有助于咱们了解“情境史”的价值与含义。两千年来曾关怀此问题的学者必定都熟读《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对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于秦共同后与吕雉完婚的史实了若指掌。但只要依据出土文献明晰重建刘邦成年及考试任吏的前史情境后，咱们才能将这些前史事实精确地安顿在刘邦的编年史中，从而对刘邦的婚龄与生年得出恰当的定论。

上文测验评论《始皇帝的遗产》一书带给咱们的几个“情境史”佳例，期望让读者了解将前史情境化的重要性。接下来我想评论一则《始皇帝的遗产》并未述及的史事。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叶书》）

《始皇帝的遗产》花了不少篇幅描绘诸吕之乱后，周勃等功臣将代王刘恒迎来即位、成为汉文帝的进程，汹涌澎湃，耸动人心。但与《史记》、《汉书》的叙事比较，或因篇幅有限之故，《始皇帝的遗产》笔下的代王在此进程当中直如扯线木偶，任群臣支配。

其实从《史记》、《汉书》里刘恒在代国与群臣议事、差遣大臣入京等行动，咱们很简单读出汉文帝的慎重与决断，其能成为一代贤君，绝非偶然。周勃等群臣尽管占有了自动，但其政治手腕未必高于刘恒。而代王即皇帝位的进程中，有一处《始皇帝的遗产》删去的细节，特别值得咱们品尝一再，那便是在代王府第里，周勃等群臣固请代王即皇帝时：

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

依据如淳注，此处坐次的东西向为主客位，南北向为君臣位。代王一开始西向坐，接连往北侧身躲避三次，然后回身南向坐于君位，再通过两次推托，完成了从东西主客位到南北君臣位的天地大移动。透过坐次的转化，代王与群臣的联系也从主客联系转化为君臣联系，简略明了，似无剩义，这或许便是《始皇帝的遗产》将此细节删去的原因。

但若咱们合作示意图，详细重建其时的前史情境，便不难才智到代王奇妙的政治艺术，然后对此细节提出新的诠释。一开始西向坐的代王，为什么要接连往北侧身躲避三次，才回身南向坐于君位呢？恢复其时的场景，代王往北一让再让三让，让到最终座位已挨近北墙，无法再往北侧身躲避，所以只好回身南向，应是最合理的解说。进一步说，西向坐的代王，终究若要转为南向坐，一开始的侧身躲避方向就有必要往北，不行往南。若往南侧身躲避，不论几回，终究只能回身北向，反居于臣位。尽管往北躲避与往南躲避的或然率各占百分之五十，但就成果论言之、就前史书写言之、就帝王心术言之，代王一开始往北躲避的行为，应是有意为之，代王迈出榜首步之时，便已考虑到五让之后即皇帝位的成果。

“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整个局面虽有如行云流水般天然，但背面却隐藏着精心周详的组织，表现了代王简练的政治艺术。假如周勃等群臣其时领会到代王的用心，并活跃合作代王的行为，那整个局面便是一场精彩的政治扮演。

“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何其天然！何其奇妙！假如咱们没有将前史情境化，就不能读懂司马迁十字背面的微言大义，不能了解政治史的杂乱机巧。情境史是咱们读懂前史的一把必备钥匙。

代王与群臣让位示意图

本文最终想举一个比如，藉此阐明《始皇帝的遗产》所提醒的诸种前史情境并非定于一尊，或有商讨空间。读者应以中正平缓之心，享用作者带来的常识飨宴，不轻疑，亦不轻信。

作者评论二十一世纪的严重发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时，建议里耶秦简的出土地——两千年前的迁陵县，是秦人从洞庭湖沿着沅水、酉水逆流而上，在酉水上游设置的据点，并指出这一跋涉方向与《桃花源记》中的渔夫驾着小舟自沅水逆流而上共同。除了《桃花源记》，作者应该还参阅了两种交通路途：一是今天从湖南省会长沙前往里耶的路途，一是里耶秦简里洞庭郡传递公函到迁陵县的路途。此说既契合其时公函传递的路途，又契合后世及现代的交通，建构的前史情境似无疑义。

但当咱们考虑到更多前史情境时，未始不能提出别解。榜首，今世里耶镇亦有路途通往西北方的重庆。第二，里耶秦简里有迁陵县与西北方的巴郡属县涪陵来往的纪录，这条“西北道”在其时的确存在。第三，考古学者指出湘西区域有不少战国中晚期的楚城遗址，反映了其时西秦东楚在此区域拉锯角力的形式。里耶古城当不自外于此。综上所述，迁陵县亦或许为秦人自巴蜀顺流东下，侵犯楚国的桥头堡；也是秦人雄踞湘西山地，虎视洞庭湖平原的哨站。咱们乃至无妨考虑秦王政二十五年置迁陵县之前，秦人便已操控这一区域，乃至筑城的或许性。

秦代洞庭郡边境示意图

前史情境千变万化，跟着人事时地物的不同，情境也随之改动，几无规律与公例可循。而“人”所在的形式、环境方可称之为“情境”，故前史情境必定参杂了所在之人的片面知道，并非肯定客观的存在。前史学者要想把握并不客观的前史情境，天然也得运用自己的片面知道，去了解、去领会、去感悟，所以每个人所描绘的前史情境，绝不会完全共同。编撰一部秦汉史通论，明显不或许树立全面而共同的前史情境，引发许多谈论也就成为势所必定。以上几个情境史的比如，仅仅餐前小菜，期望有助于引出《始皇帝的遗产》所提醒的精彩前史情境，让读者大快朵颐，从而建构出更深化的前史情境。前史情境于焉不断更新，咱们对前史的知道也就愈加丰厚。

（本文原题《将前史情境化——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导读》，系作者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编撰的导语。作者自注：“本文的部分观念曾得阎鸿中教师赐教，示意图由陈弘音帮忙制作，仅有切过错皆由我自己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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